谈到目前我国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窦玉沛表示，概括的说，一是以居家为基础，二是以社区为依托，三是以机构为补充。
为什么以居家为基础?大家知道家庭养老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优良传统，家庭养老最具亲情。老年人都有自己的住房，就不用去福利机构购买床位，它有一系列的优势，同时家庭成员负有赡养老人的义务也是我们法律的规定。老年权益保障法规定子女作为赡养人要对老人提供经济上的供养，精神上的慰藉、生活上的照料，同时要照顾老年人的其他需求。所以我们必须强调继续以家庭为基础。
二是以社区为依托，就是考虑到家庭功能养老的弱化，特别是空巢老人和单身老人，要依靠社区为家庭提供扶助，社区靠近老年人的身边，社区就有了一个地缘的优势。我们正在致力于在社区提供完善的养老服务，比如说上门服务、家政服务、日间照料、精神慰藉、紧急救助等服务。
三是以机构为补充，就是考虑到还有一些病患老人、高龄老人由于身体状况需要到机构中入住，由机构提供专业化的养老服务。还有一部分健康老人，有支付能力，他愿意到机构养老。我们要通过政府建和发动社会力量建的机制进一步扩大机构中的养老床位。通过居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的结合，来构建一个符合国情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
针对有网友问现在不要小孩的人比较多，将来老了以后怎么办?窦玉沛说，现在随着人们生育观念的变化，有些人不要小孩，即使有小孩的，现在的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叫“421”的家庭结构。就是四位老人一对夫妻加一个小孩这样一个倒金字塔，这样未来家庭养老的负担是非常大的。
第二种是有子女，但是现在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职业的转换迁徙的速度加快，很多子女出国留学、经商，在国内也是跨地区的工作，这样就形成了大量的空巢家庭。空巢家庭虽然我们没有做过专门调查，但是保守的估计可能达到40%左右。对一些社区的抽样调查，有的空巢家庭达到了70%以上。
第三种情况就是网友讲到的，就是生育观念变化后没有子女。对现在没有子女的我们叫孤寡老人，其中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义务赡养人的我们叫做三无老人。从建国以来对三无老人一直由政府供养，国家办的福利机构主要任务就是保障这些三无老人、三无残疾人和孤儿的基本生活，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要面向未来构建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化的养老服务体系。
窦玉沛同时表示，如果从广义的福利来讲，我们的教育、卫生、住房，政府所提供的福利是巨大的。另外还有单位福利、工会方面提供的福利，这些福利都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国家没有把它整合起来作为一个总体的制度安排。
他说，我们关注老年人、残疾人和孤儿是因为数量比较大，再一个对于每一个人的意义来讲，比如说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还是关系到全民的利益。现在的年轻人你有父母，将来我们自己也面临一个养老的问题，我觉得关注这个问题，涉及到改善民生，是关系全社会共同利益的重大问题。
2、“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李学举话锋一转，欣慰地说，我国的社会救助网络已经覆盖城乡全体居民。全国社会救助对象年均超过1.5亿人次。其中，城市低保对象2300多万人，农村低保对象4534万人，农村五保供养对象570多万人，年均救助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130多万人次，每年救助受灾群众约8000万人次，城乡每年约1500万人次得到医疗救助。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和日臻完善，为人民群众编织了一张保障基本生活的“兜底网”。
我国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了切实保障，温饱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说到关键处，李学举很动情：“这是了不起的事情，这么多人口的温饱问题，历朝历代都没有解决的，这是中国老百姓梦寐以求的，中国******执政60年把它解决了，百姓实现了梦想，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城市低保1994年在全国一些地方、一些发达地区已经开始了。农村低保2007年之前也有很多地方开始实施。民政工作的发展要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另外，解决群众基本生活，是和社会经济发展分不开的，这是个深层次问题。改革开放前，想解决，没有实力，解决不了。现在国家经济发展了，综合实力增强了，所以党提出了执政为民，能有更多的钱拿出来，用于解决困难群众的生活。当然，现在补助的标准还不高，困难群众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加之实施低保制度过程中也存在一些比较薄弱的工作环节，但我相信，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随着国力的增强，我们的低保标准还将不断提高，实施这项制度的水平也会逐渐完善和提高。
现在，解决城乡低保所需要的资金，是政府的责任，政府财政要拿钱。目前是分级管理，中央财政每年预算出一部分钱，用于城乡低保，并且逐年提高，比如
今年达到540亿;省地市县级财政也有预算用于城乡低保。从财政来讲，预算出城乡低保所需的资金，应该是雷打不动的，从发展趋势来看，由于救助水平的提高，低保各级投入是逐年增加的。
李学举说，他常跟民政系统的领导干部讲，我们在看到城市高楼林立时，一定要想到还有城市居民住在棚户区、农村居民住在茅草房;看到那种一掷千金的宴会，一定要想到很多困难群众还在为填饱肚子奔波;看到穿时尚服装的人群，一定要想到很多群众还是衣衫褴褛。
3、天灾****发生时，民政工作在发挥什么作用?李学举部长说，这个职责主要从灾害的不同时期来说，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一个是灾前，能够建立预防机制，比如台风预报;二是灾中，进行紧急援助，比如群众转移安置后的衣食住;三是灾后的恢复重建。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前，救济的方式，都是临时的措施;现在的救助已经建立了一种制度，比如对灾害，转移的群众每人补助多少，旱灾补助多少，恢复重建，包括遇难人员抚恤，都建立了制度，从项目上、从标准上都规范了，越来越清晰。比如，灾情来了，民政部从上到下都知道怎样启动响应，知道灾害出现了应该做什么，灾后该做什么。
去年南方发生多年未见的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发生大地震。李学举部长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跟总理第一时间到灾区去，我前后去了8次，在地震灾区待了50多天，心情始终非常压抑。我是几种情感交织，第一是非常心痛，第二是压力、内疚。使我真正受感动的，还是人间真情。不管是抢救伤病人员，还是各种社会捐助，还是军队跋山涉水。这次社会捐助捐赠的广泛性、数额都是以前没有的。”
4、受国务院委托，民政部部长李学举22日下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情况。李学举表示，由于事权划分及其财政支出责任不明确，产生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支出责任缺乏合理界定，不利于更好地调动各级政府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积极性，出现下级依赖上级、地方依赖中央的现象。
李学举说，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存在一些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问题，主要是：
一是发展不够平衡。五保供养制度历史悠久、相对规范，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医疗救助等制度建立不久，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和农民工社会保险等制度建设正在逐步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还处于试点起步阶段。区域统筹不够，东、中、西部的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差距较大。城乡发展不协调，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明显滞后，农村社会福利服务设施严重匮乏。
二是制度建设滞后。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建设起步较晚等因素制约，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事业总体相对滞后，保障面较窄，保障水平偏低，一些政策措施刚性不强，资金难以得到有力保证，与实际需要有一定差距，部分地区还存在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险筹资机制不健全，筹资成本和组织管理成本较高，影响了农民参保积极性，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
三是法制化水平不高。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工作，只有《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这一部专门法规，其余工作停留在政策层面，尚未上升到法律法规高度，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和保证，致使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水平不高。
四是政策配套、信息共享不够。农村社会保障方面的制度衔接、政策配套不够，信息沟通和共享程度不高，协调协作需要进一步加大，整体推进合力需要进一步增强。
五是基层管理薄弱。受诸多因素制约，农村基层社会保障管理机构不健全、工作力量薄弱、设施条件简陋等问题比较突出。比如，全国平均每名县级新农合经办人员要负责3万名左右农民的参合经办工作，许多乡镇没有专门的社会保障机构，负责多项社会保障工作的民政岗位仅配备1名助理员，有的还是兼职。由于管理水平较低，制度不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在资格审核、资金发放等方面存在不够规范、随意性较大的问题。
六是事权划分及其财政支出责任不明确。对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支出责任缺乏合理界定，不利于更好地调动各级政府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积极性，出现下级依赖上级、地方依赖中央的现象。
5、日前，河东区委书记张建星来到二号桥街道红旗巷社区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中心调研。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任何福，区长助理卢卫东和区民政局、二号桥街道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在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中心，张建星走进健身康复室、老年厨房、餐厅、网吧、阅览室等，亲切看望老人，与老人们促膝交谈，了解他们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听到老人在这里能享受到就餐、康复训练、医疗保健、文体娱乐等服务，日常生活有关照，过得舒心愉快时，张建星十分高兴。
张建星在听取区民政局有关负责同志关于中心建设、试运行情况的汇报后，对建立社区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中心、服务社区老年人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尊重老年人、关爱老年人、照顾老年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要大力弘扬中
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给予老年人生活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安慰，让老年人能安享幸福的晚年。
张建星说，各有关单位和部门要坚持以人为本，高度重视老年人的生活，继续把老人们照顾好、服务好，让老人们幸福安乐，为建设和谐社区做出更大的贡献。他强调，要加强市场化运作，在体量、设施、规划突出高标准，使设施更好、环境更美、服务更优，争做全市一流的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中心。在探索解决老年人吃饭、家政服务和医疗保健等方面要有所突破，总体考虑，做好中长期规划，切实把老年人的事做好做实。要认真落实居家养老服务政府补贴政策，帮助困难老年人实现居家养老，为老年人提供就近、便捷的社区养老服务。
据了解，二号桥街道红旗巷社区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中心总面积1900平方米，是目前本市市内最大的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中心。中心以社区服务设施和社区老年人协会为依托，充分利用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采取政府补贴和低偿收费相结合的形式经营。主要向社区老年人特别是“空巢老人”提供日托照料、就餐服务、康复训练、医疗保健、法律咨询、学习培训、文体娱乐、精神慰籍等服务，让行动方便的老年人走出家庭、融入社区，享受便捷的就近社区养老服务。该服务中心重点配备的“老年食堂”项目，具有完善的餐饮设施及操作坊间，可供40位老年人同时用餐。
6、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从而飞速经过了这个原来西方社会可以建立起一个中产阶级的时间段。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据我国老龄协会提供的数据，我国老龄高峰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并持续20余年。到2l世纪中期，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4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则会达到3亿左右。我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这种人口老化趋势也超过了国家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我国社会的人口是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综合国力不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前提下进入老龄化的。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老龄化是截然相反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工业化完成之后经济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之下才出现。此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着区域失衡的特点。我国各地区老龄化程度自西向东呈阶梯上升，地区间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8%，其中上海达就到11.46%。而西部地区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区仍是典型的年轻型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龄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口问题，同时它也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那么，13亿人口大国的养老问题该如何应对?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众多人口学学者都提出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来缓解这股银色浪潮的汹汹来势。但是，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却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我国养老保障的短缺金额到2010年将达1 100亿美元，而未来30年内将会出现3.7万亿的资金缺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国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劳动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养老体系的保障。全国职工有近3/4的人没有任何退休保障。报告还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基金的运作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现收现付制，即是用现在工人的税来养活目前的退休人员，不做任何基金积累。虽然，目前我国正努力促使“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养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国全国养老保险欠费达到了45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省市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甚至是积累亏空。加之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议程上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根据西方人口学理论，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才会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也取决于上述两种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会导致人口年轻化，而后期下降则会促进老龄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则会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对于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根本原因，许多西方人口学家则认为是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所导致。所以，人口的老龄化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同样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影响。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则是我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据《2002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主要统计数据》可知，我国2002年的出生率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国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剧下降，从39.7%下降到24.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老龄化并不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因为即使没有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老化。但是计划生育
政策却是中国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提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人口总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们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我们也步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因此，我们在积极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以外，还应该重新审视只注重控制人口数量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经过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显着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宣告我国人口的成功转型。尽管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惯性等因素作用，人口总数还将继续增长一段时间，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预示着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放缓。因此，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我国人口政策应该逐步重视“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笔者认为，正确处理“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矛盾，是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所在。具体的做法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过低的地区有计划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围。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在农村地区还是不充分、不彻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却过低，如北京和上海，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区仍然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区域可以适当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达到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新条例扩宽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围。条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没有出现申请生育二胎的高潮，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变。相关调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观念上逐步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问题上都会全面考虑事业发展、经济负担等因素。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桂世勋教授认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数量控制和缓解老龄化之间找出平衡点，这有利于调节人口结构。根据上海的调整情况，我们可以预示，通过调整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是可行性的。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结果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来源的基地，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缓解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形势，国家的人口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主，必须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鼓励全社会各种力量投资办学，并从政策上予以倾斜。通过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来丰富劳动力资源，增强单位劳动力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出生人口素质，重视出生缺陷和残疾人口问题，降低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这对保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既要以儿童、老人为出发点，同时也必须关注成年人问题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政策对象进行调整的。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长期以来以婴幼儿、老人为主要出发点，较为重视儿童成长和老年人问题。但是，从人口发展是动态的，今天的成年人群体也就是明天的老人群体。因此，出于对问题前瞻性的考虑，现时我们也应该重视成年人的问题。特别是在如今失业现象严重、下岗人口增多的情况下，我们尤其应该把人口充分就业、劳动力充分利用作为制定人口政策的出发点，把增加就业人口规模作为政策目标，保护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利益。
我国人口老龄化热潮既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也是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制度根源。解决老龄化问题，既靠我们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客观地对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