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儿童电影遇冷”
1.热点背景
“当我看到孩子们对电影《泰囧》中的成人情节哈哈大笑时，觉得很可悲。”曾任中国儿影厂文学部副主任、著名作家张之路日前谈及儿童电影现状，十分感叹：“中国不缺优秀儿童电影，只是这些电影进不了院线，孩子们根本看不到!”
“2009年至2010年的两年时间里，中国共拍摄制作了105部儿童片，去年更是达到了55部，”张之路说，显然我们不是没有儿童电影，甚至并不缺乏好的儿童电影，但是与观众见面的比例只能用“可怜”来形容。与国产儿童片没有档期相比，已经建立口碑的好莱坞儿童大片却是中国电影市场的常胜将军。像《哈利·波特》《狮子王》等影片在中国取得高票房。那么，为什么电影院不愿放映国产儿童电影?
2.观点看法
“《哈里-波特》实际上是一部以儿童为主人公的商业大片，”对此，张之路认为，《哈里-波特》场面宏大、特效绚丽，完全以商业片的模式运营。而中国儿童电影在产业化大潮下，还不能很好地进行市场运作，不具备赚钱的能力，而且普遍投资小，拿不出宣传费用，“国产大片如《建国大业》，总投资3000多万元，宣传费近千万。而儿童电影总投资额才一二百万，只能拿出几十万做宣传费，票房只能收回几十万，市场回报不理想，甚至会赔得很惨。这就导致了很多的儿童电影在电影院只能是‘一日游’，像去年田亮拍的《跑出一片天》，虽然有杨幂[微博]等明星客串，但上映的时间仍然很短。”
观众很少买票看，学校不组织进影院。“院线少是一方面，同时家长[微博]还没有养成让孩子进电影院观影的习惯是另一重要原因。”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会长侯克朋认为，“大多数孩子看儿童片都是通过电视、DVD、或者是网上下载，那么就形成儿童观众少，电影院自然就把目标锁定于成年人，而没有开辟儿童剧专场。因此，我们在鼓励创作出更好作品的同时，还需要一个良好的观影习惯。否则，即使我们有大量的好作品，得不到放映，也无法推进儿童片的发展。”
“目前电影院的主流观众是18至38岁的观众，这些人不可能去看儿童电影。”原儿影厂厂长江平指出，观众没有养成买票看儿童片的习惯，也是造成儿童电影进不了院线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学校出于安全因素及怕被冠以乱收费的考虑，也不再组织学生包场看电影，开封有个学校校长就是因为组织学生看电影受到了处分。”
现在学校不组织学生进电影院看电影了，电影院又认为这些儿童电影没市场没票房，投资人觉得不赚钱，更不敢拍。
儿童片题材太窄，呼唤更多好题材作品。“投资人给的制作时间太短，希望在短时间内获大利。”中国动画导演杨继红在谈到中国儿童影剧发展现状时说，“一部好的影剧制作是需要大量时间的，比如《疯狂原始人》前后筹备时间是8年。”另一方面，“中国儿童影片的题材太局限，受众面比较窄小，针对的都是年纪比较低幼的儿童，因此，家长不爱看，自然也不爱带孩子去看。”侯克朋认为，“我们确实需要创作更多更好题材的作品，满足各个年龄阶层的观众，比如《小鬼当家》，家长在陪孩子看时，不会感觉到枯燥。”
关键词：游客挖莫言旧居“墙角”
1.热点背景
有媒体报道称，清明小长假3天，莫言旧居接待的游客超过千人，游客中既有单纯去参观沾“文气”的，也不乏动手抠墙皮、挖砖块的。清明节期间，在山东高密平安庄，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拥向莫言旧居沾“文气”。“清明节假期第一天人比较多，得有七八百人参观。自从莫言获奖后，游人基本没断过。”6日下午，莫言二哥管谟欣说。记者注意到，从去年的“拔萝卜”到现在的“抠墙皮，挖砖块”，持续的人流对莫言旧居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这墙角的砖头被人挖走了，墙皮被抠掉一块，他们说是带回去，把土撒到家里沾沾‘文气’。”莫言二嫂葛金芳说。
持续的人流对莫言旧居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从去年的拔萝卜，已经发展为抠墙皮、挖砖块。当地政府迫不得已，成立了莫言旧居服务办公室，防止莫言旧居的砖瓦被破坏。
2.观点看法
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相超认为，莫言获奖无疑是中国文坛等待了百年的惊喜，随之产生的“莫言热”也成为一种必然。访问名人故居其实早有流行，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的进步。可是偏有人举止荒诞，把一件雅事变成了俗事，先是“顺萝卜”，这次挖墙皮，假如每一个游客都去莫言故居如此表达内心的“深情”，恐怕莫言老宅很快将夷为平地。
邓相超表示，其实挖墙皮就是另一种“到此一游”。稍有理性的人应该清楚，莫言的成就来源于他的天赋与多年积累，与他故居里的墙皮并无关系，爱莫言应该连同爱他的故居一起，致敬作家不如潜心读其作品。
山东大学[微博]文学院教授冯炜认为，挖莫言墙角的做法，看似是一种沾莫言文气的方法问题，其实，还是一种旅游文明的问题。它对应着低层次的旅游心态，是一种破坏式、占有式旅游。与此相反，高层次的旅游心态，则是一种心灵式、审美式旅游。这种旅游主要源自心灵的需要，或是一种心灵的放松，或是一种心灵的升化。带着这种旅游心态，参观莫言旧居，更多是一种高山仰止的敬畏，是用心灵去抚摸莫言旧居，而不是用手去挖莫言旧居的墙角。
管谟欣表示，自从高密市专门成立莫言旧居服务办公室以来，目前，游客的管理规范多了。游客抠墙皮的行为得到制止。当下，莫言旧居服务办公室计划复原莫言笔下的东北乡，围绕莫言旧居打造系列主题院落。
关键词：大黄鸭
1.新闻背景
5月2日起，荷兰艺术家霍夫曼的原创设计的大型橡皮黄鸭在香港维港展出，风靡香港，吸引了不少游客特意赴港观鸭。随后，借着六一儿童节的热闹劲，全国上下也掀起了小黄鸭热，各种山寨版大黄鸭却在国内多个城市迅速被“繁殖”。正版大黄鸭高16.5米、长19米，重达600公斤，天津、重庆、杭州、上海、武汉等多地先后出现3米-6米缩水版的小黄鸭，广州南沙、大学城，佛山等多处楼盘也相继摆出充气黄鸭，广州西郊泳场、长隆水上乐园最近还放出大批橡皮小黄鸭与游客同乐，有网友感叹“地球要被鸭星人占领了”。
对这股小黄鸭热，昨日广州玩具和礼品行业协会的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其实，我们协会的一些大型玩具厂家也接到了不少订单的要求，但是考虑到可能涉及版权的问题，他们已经拒绝了。毕竟这个鸭子的创意来自国外，我们还是建议生产商注意版权的风险问题，应该有自己原创的东西，不能一味做山寨产品。”
2.观点看法
这批橡皮鸭无一不是假冒伪劣商品。毫无创意之余还大量地涉及抄袭、模仿。这恰恰反映了我们在文化产业上极其薄弱的创新能力。有时候，别国一些新的文化事物涌现，我们便迫不及待地复制下来，克隆的过程中还添加一些让人忍俊不禁的元素，这恐怕只有一个成语可以形容——东施效颦。
某些号称正版的山寨大黄鸭，既无相关授权证明书，也无任何身份证明文件，大黄鸭在中国活生生成了“黑户口”。其实，一个国家的创意文化产业该以尊重版权为基础。缺乏版权精神，创意文化就只能如远方的蜗牛，永远爬不到身边。我们何时能扭转这种懒惰的文化模式，何时便可孵化出自己的“大黄鸭”。
大黄鸭子在中国的城市里越来越多，只能说明我们离霍夫曼讲究的“独创性、非商业”内涵越来越远;把文化变成噱头的事情越来越多，只能说明我们真正的创造能力越来越弱。大黄鸭红了火了是好事，可如果反证出我们的想象力黄了，那才是悲剧。
许多人没有去香港看大黄鸭的条件，便以观赏山寨版“大黄鸭”为乐;因为没有接触一些高端产品的机会，便拿山寨版的产品作为替代……山寨品熙熙攘攘的背后，是一种无知、茫然的从众心理，充斥着对知识产权的无知和轻视。
无论是艺术品还是商品，设计理念是其核心和灵魂，这显示了创作者和追求者的思想境界和精神素养。山寨和抄袭，正显露了我们对创意的无视和精神的缺失，而这，便是山寨品不会绝迹的生存土壤。
一只可爱的大黄鸭四处被复制。对外，我们恐怕总要背负着中国人不讲规矩、不尊重版权、被低看一眼的愧疚感;对内，我们就难以保持旺盛的社会创新能力，大家只能看到千孔一面的“大黄鸭”，甚至连大黄鹅都看不见。创新不可能是光靠喊口号提倡出来的，还是被“保护”出来的，如果没有对产权版权的尊重和保护，就难以有创新、有竞争力的产品。所以，当形形色色的大黄鸭、小黄鸭浮在水面之时，我们收获的不该仅仅是触动童心的快乐，更要有一些触动灵魂的反省精神。
关键词：拍卖钱钟书书信手札
1.热点背景
5月19日，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宣布在春拍中推出“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札专场”，该专场共拍卖信札、手稿110件。其中，有60件钱钟书毛笔书信、6封钢笔书信和2件贺年卡片，13封杨绛钢笔书信和6封女儿钱瑗钢笔书信，这些均为钱家写给原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书信往来，涉及不少对历史和学人的评判，时间跨度长达20年。
信中透露了钱家当时的身体状况、交友范围，以及钱钟书对于《红楼梦》、鲁迅、矛盾等一系列著作以及名人的评价。钱家一向为人低调，也很少在公开场合批评或者评价他人，这些信件让更多人看到钱钟书的态度。正是这些让人看到钱钟书性情的信件，引发了杨绛的“愤怒”。杨绛给李国强打去电话质问此事，李国强回应：“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是我朋友做的。”
杨绛对于市场一直处于反感的态度，而让杨绛最不能接受的是这批信件的公布。在记者电话杨绛家中时，工作人员表示杨绛身体很好，并没有因为此事受到影响。
5月26日，杨绛发表声明，她表示此次让她很受伤，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怎么可以公开拍卖?个人隐私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
如果这场拍卖继续进行，杨绛表示：“我会亲自走向法庭，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权利。”
2.观点看法
这场拍卖的纷争中，更多人将焦点放在了对杨绛个人情感的尊重上。作为一位著名学者，同时也是钱钟书的遗孀，这位受人敬重的老人的个人情感及诉求引起了高度的关注。法律界人士则将视点放在了《侵权责任法》和《著作权法》中，认为这些信件涉及泄露公民隐私，同时侵害了作者的著作权。
中央财经大学[微博]拍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人大[微博]律师学院兼职教授王凤海认为，现在很多讨论集中在著作权法中，包括展览权，而这些都和拍卖没有关系。“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刨除个人情感，单纯从法律上讲，拍卖主要适用于《拍卖法》，委托人如果对拍品有完全的处分权，则有权委托拍品上拍。”王凤海说。
在拍卖中，这些信件涉及的是物权的转移，而非著作权的转移，信件属于动产，动产则视目前持有人为所有人。《拍卖法》规定，只要是可以转让的物品都可以拍卖，拍卖本身只是个买卖的方式，可以买卖的物品，包括房地产、土地和知识产权等。王凤海表示，信札的转让此前屡次发生，这就已经说明信札拍卖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法律归法律，感情归感情。在此事件中还是要以法律为最终准绳。”
盘古拍卖总经理朱邈则认为，书信内容的公布确实对在世的人不太尊重，虽然从法律条文上不违法，但是还是要尊重杨绛的意见。“如果出现这样的事件，我会得到授权人、委托人的承诺，要确定所有权，尊重意见撤拍。如果别人说不许公开，那就要尊重别人。”朱邈说。
关键词：“金庸先生已获北大博士学位”
1.热点背景
“金庸先生的博士毕业证书是我盖的章!”近日，有自称北大学生的网友在人人网上传了一张北京大学[微博]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的照片，而证书的主人正是查良镛(金庸原名)。记者随后从北大得到证实，金庸先生确实从2009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北大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袁行霈教授。看到这张照片，很多网友好奇：89岁高龄的金庸先生是如何修满学分，完成博士学业的?从这张网友上传的照片上可以看到，这份北大博士毕业证书上写着：“查良镛，1924年生，于2009年9月至2013年7月在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学习，修完博士研究生培养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通过毕业论文答辩。”证书上有北大校长王恩哥的签名，落款时间是2013年7月，并盖有北京大学的公章。这段文字描述的名字、出生年份与金庸先生相符。“给金庸先生盖章，手断也值了!”这位网友兴奋地写道。
针对网传“金庸先生已获北大博士学位”，昨日，北京大学新闻中心发布了一条“关于网传‘金庸先生已获北大博士学位’消息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说明》称，查良镛先生经必要的考核程序后，于2009年9月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注册攻读博士学位。 《说明》还表示，中文系教授、国学研究院院长袁行霈先生拟组织该院博士生导师共同指导，并为他来北大做出了认真的准备。此后，查先生身体趋弱，他的培养工作未能按原计划执行。至于网上所传，其毕业证不过是学校管理部门按照博士生入学年月，依惯例预先准备的，不可视为正式文书。因此，查先生已获北大博士学位的说法没有依据。
2.观点看法
在此之前，北大曾承认金庸确实从2009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北大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袁行霈教授。一前一后北大的两次回应，都很迅速，也表现出对基本事实的尊重。这个结果是符合公众期待的，因为它捍卫了北大文凭的颁发规则。
但北大如何让人们相信，作出不颁给金庸文凭的决定，是对规则的遵守，而非舆论重压之下的无奈?如果北大对规则一贯有着铁面无私的执行力度，那么金庸是怎样通过入学考试的?
眼下北大王顾左右而言他的说法，难以令人信服。“今年金庸将无法毕业，也拿不到博士文凭”，是不是意味着，金庸以后仍有可能顺利毕业、拿到文凭?
至于“学校管理部门一般在学生毕业前先将文凭准备好，但‘做准备’不代表向学生‘颁发’”的说法，更像是一句托词，一个没修满学分、没论文、未答辩的学生，怎么会有一个准备好的毕业证?证书上的落款日期为2013年7月，这次不颁发，岂不是以后每年都要提前准备一份落款日期不同的文凭“备用”?
人们不仅希望看到北大对这起事件的正确立场，更希望能感受到北大的真诚态度。在条件允许下，授予名人以“荣誉教授”“荣誉博士”是可以理解的，但既然没有“荣誉”头衔，那么无论什么人都要等同视之，“荣誉博士”可以为学校带来荣誉，但名不副实打酱油的“博士”，只能带来相反的效果。
同时，北大也可以借此机会自检一下，在其他方面还是否存在有损公正与公平的行为，让每一个拿到北大毕业证的学生，都能发自内心地为之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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